记者 陈集亮 本报通讯员 邢路
王常宁同志工作照
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
—— 萧楚女
公元2010年5月17日，又一个“世界电信日”。但对于王常宁的亲人们和常德市纪委的纪检监察干部而言，却是一个令人揪心的日子。当天下午，四十岁还差几个月的王常宁，努力以微弱的声音对妻子说了人生最后的两个字——“感谢”！之后便撒手人寰。他是被肝癌夺去风华正茂的生命的。
从停柩殡仪馆到出殡的3天里，熟悉他的人从不同的地方赶来：他十几年前工作过的鼎城区武陵镇中心完小的老师们来了，他3年前工作过的鼎城区纪委的老同事来了，他老家——鼎城区黄珠洲乡的党委政府一班人来了，他小学时候的班主任、中学时的班主任、大学时的几位老师闻讯后都心急火燎地赶来……
哀乐，一阵一阵；亲友们的泪水，一串一串。他高中时很要好的一位在交警工作的同学，堂堂七尺汉子，甚至在灵堂里呼天抢地嚎啕大哭起来。人们不相信这个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处世为人都顶呱呱的汉子，就这么英年早逝了！
5月下旬，记者受命采访，到市纪委，到鼎城区纪委，到市直纪工委第一分局……不管在哪里，总是看到那些被访问者说着说着就流出了眼泪，有时候记者也受到感染，忍不住落下泪来。
是的，他不是一个英雄，但他却像英雄一样感动了许多人。一个阳光的人，一个播撒阳光的人，注定了他的离去让人不舍让人痛惜。
在最累最难的办案一线，他是转得最欢的“陀螺”
市纪委曾经和王常宁同事的刘洋廷红着眼睛告诉我，“常宁是病死的，也是累死的。他在办案一线工作了近12年，他还搞得一‘包子劲’。说实话，办案一线太累了，一般人很难在那里坚持如此之久。而他一直就是这样不图名不图利地工作着，像是一个转得最欢的‘陀螺’。”
素来心如明镜而又嫉恶如仇的王常宁，走上纪检工作岗位是偶然也似乎是必然。
1991年从原常德师专体育系毕业的王常宁，最初是鼎城区武陵镇中心完小的一位体育教师。如果不是1998年通过公开招考来到鼎城区纪委，如果不是成为办案骨干，如果不是长期在办案一线……有不少人说，他的生命之花可能不会如此过早凋谢。
但是，人生没有如果。以王常宁一个体育教师的体魄，以他阳光的个性，以他对工作的执着和投入，以他的机智和聪明，纪检办案一线的工作似乎天生就是为他这类人准备的。
从一个体育教师到一个纪检办案干部，从一个纪检办案干部到一个办案骨干，从一个县级纪委办案骨干到市纪委的办案骨干再到一个办案部门的负责人，王常宁走过的道路，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勤勉。写了35本工作日记，参与或主办了100多件大小案件，其中最有影响的案件有发生在市国土局的贪污受贿系列案，发生在市三医院的贪污受贿窝案……看起来冷冰冰的数字，却散发着异样的光泽！
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在纪委系统，办案人员是最苦最累的一群。与家人分别是经常的，熬更守夜是经常的，即使在同城办案，与家人也是咫尺天涯不能见面，从纪律上说来也不允许。纪检办案干部一旦上案子，就意味着正常的生活规律被彻底打破，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不回家是家常便饭。为了熬夜时不打瞌睡，平常不抽烟的人，一个晚上抽一包或者两包烟一点也不稀奇。2003年，王常宁和现任鼎城区纪委副书记的梁润田主办鼎城区北郊供销社窝案。有一次去慈利县找证人，上午到慈利，第二天凌晨1时才在一个卡拉OK厅找到，取证完毕，已是凌晨3时，回到常德，到了凌晨4时多。早晨不到8时，他们又去武陵监狱找另一个证人，他们的早餐只能在车上吃。就这样连轴转转了四天三晚！2004年3月，春寒料峭的时节，正是枉水管理处经济窝案查办的关键时刻，一天晚上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正在两规期间的主要嫌疑人跑了！当陪护调查人员电告主管案件的王常宁时，当晚12时才布置完工作的王常宁刚回到家里没多久，当即从家中的热被窝里跃了起来。当晚即和相关人员会商，分析该嫌疑人可能的逃跑方向。第二天早晨又赶到嫌疑人家里通报情况并了解可能的线索。到中午获知嫌疑人已经逃到怀化一个亲戚家里。王常宁立马和同事一道驱车从常德赶往怀化，在怀化找到了嫌疑人。当晚，他们连夜赶回常德。
这一下，又是两天两晚睡眠泡汤……多少个夜晚，他在路上，为寻找证人和证据不辞奔波；多少个夜晚，他在谈话室敲山震虎，寻找违纪违法人员的蛛丝马迹；多少个夜晚，他展纸挥毫，撰写案情报告……长期在办案一线，他只能利用一件案子与另一件案子之间的间隙尽量与家人团聚在一起，陪爱人逛逛街，和女儿谈谈学习。他的住地和岳父家仅仅是一江之隔，他常常为不能经常去看望情同父母的岳父母内疚，心疼女儿女婿的岳父母每逢周末，多半会跨江而来，捕捉机会看看他们心爱的女婿。王常宁的岳父回忆起他生前的点点滴滴时，眼睛里有泪光闪烁。
在办案过程中，还要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往往一个案子刚刚启动，说情者就会从四面八方涌来。有的是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有的是同事的同事，领导的领导；有的甚至是自己的恩人！不是秉着一颗公心，不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会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很容易得罪人。在这个十分讲究“关系学”的年代，又有谁愿意无缘无故得罪人呢？而纪委办案人员，职业赋予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得不得罪人。王常宁作为一个办案骨干，不仅办好了案子，常常还让说情者成为协助办案的支持者，人们不得不佩服他高超的政治思想工作艺术！
在采访的日子里，记者接触了10多位有过办案经历的纪检干部。他们对办案人员的累和难体会尤深。失眠、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等，几乎已经成为办案人员的职业病。因为常常不能与家人在一起，不少办案人员的家庭关系成为他们的暗疾。有的办案人员的女朋友或者妻子无法忍受这种不规律的生活，或者某件案子没有给面子，挥挥手就拜拜了。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
像王常宁这样长期坚持在办案一线而又乐此不疲，而且任何时候都能独当一面的办案骨干，真是难得啊！市直纪工委直属一分局局长、曾任王常宁直接领导的龚丹诚如是说。
学习，不停止地学习 ，使他成为公认的才子
学体育出身的人，很容易被人认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持这种看法的人如果认识王常宁，绝对会大跌眼镜。
《论语》、《孙子兵法》能够横流倒背，估计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也没有几个可以做到；一手漂亮的软硬书法，看得出欧体和《兰亭序》的影响；吉他弹到专业水平，上世纪90年代初靠一把吉他在舞厅跑过场子，还曾经办过吉他培训班，这一度成为他担任体育老师时期的第二职业；从体育老师的岗位上转移到纪委办案部门，经过很短的学习实践后迅速成长为办案骨干。谈起他的学习，无论是他曾经的同事，还是他的亲戚朋友，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勤奋也非常博学的人。
办案需要精力和毅力，更需要政策与策略。在当代较为复杂的社会环境里，腐败分子隐藏得更深，他们的反侦察能力也很强。不抓住他们强有力的证据，要让腐败分子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无疑是与虎谋皮。王常宁深知这一点，他从来到纪委系统的第一天起，就给自己定下了学习提高的目标。他写下的35本工作日记，就详细地记载了自己在办案实践中不断成长的历程。王常宁钻研业务的劲头至今让他的同事提起来都带着敬佩的神情。围绕自己的岗位职责，他自学了大学法律系的全部课程，阅读了包括《犯罪心理学》、《性格分析》、日本著名心理学家多湖辉的《读心术》等心理学书籍，业务理论的不断丰富让他站在了更高的制高点。他对案件和当事人的一些分析，常常成为办案现场的方向性意见。随便翻开他的日记，我们会不断看到他站在理论高度的反思。比如2008年1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办案感言：1、不怕查不到，就怕想不到；2、只要问题在，不怕搞不开；3、贪污案账上出（重查账，从账目中发现问题），受贿案口中出（打开突破口，诱其或迫其交代问题）；4、查案靠人手，更要看思路。一个注意不断在实践中总结提高的人，想不成为业务尖子也难。所以，当王常宁去世后。龚丹诚——这位王常宁曾经的直接领导也是好朋友连道可惜。他说“千金易得，一将难求。这么聪明好学的人，这么热情执着的人，这么会办案的人，难得找啊”。
工作突出的人，其实通常是会学习的人。而会学习的人，常常在很多领域都能获得知识的营养和用之于生活的乐趣。王常宁就是这样善于学习的人。
一本《论语》，他从当体育老师时就开始背诵。人家问他：“你一个体育老师，背起搞么哒？”他只是淡淡一笑。到女儿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教女儿也背《论语》。父女两个一起摇头晃脑背诵《论语》的场面，至今让他的女儿王馨苡回忆起来有甜蜜的回味，更有难言的悲怆。他是教师出身，对教育孩子很有一套，只要有时间，他会尽量和孩子多呆在一起，给孩子应有的指导，比如给孩子指导作文，他就曾经对女儿说：“少写风花雪月，写点实在的东西，要有自己的思想。”这种教育让女儿很受益。2006年，女儿的作文《快乐的运动会》在第九届小作家杯全国小学生作文大赛中获二等奖。这可是《中国教育》编辑部、中国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会、《少年记者月报》编辑部等多家权威机构组织的比赛呢。王常宁去世后的一周里，女儿一直陷于巨大的悲痛中。这个马上就要读初三的少女，在当周的小结里如此写道：“一场梦把我抛在很远的空间，那突如其来的伤痛，让人窒息……失去的滋味真的不好受，有想念的滋味，有锥心的疼痛，有心底的绝望。那是一种叫天天不应的绝望，那是一种让自己满脸泪痕的绝望……”孩子的班主任有着非常得体的回应：“孩子，你此刻的心情老师很能理解，老师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劝慰你，用什么样的话都是苍白的……生老病死，我们无法左右。我们只能坚强面对，因为我们还有自己的人生，我们还有需要关心的活着的亲人。孩子，相信人若有灵，你的爸爸肯定不愿你痛心绝望，你痛他也会痛……孩子，坚强！老师愿意陪你走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多么可爱的老师，我相信王常宁在天之灵如若有知，一定会用感激的目光投向这位善良而善解人意的老师。
王常宁的家里，挂着两把锃亮的吉他。吉他是他的业余爱好，也曾经是他的另一个饭碗。穷困农家出身的王常宁当年担任小学体育老师时为了赚钱养家，自学了吉他演奏。一本厚度达两寸左右的手抄吉他演奏歌谱，是他苦练吉他的证据。一字部、二字部一路排列下去，赫赫然有158首歌曲。他把抄写歌谱当做最佳的记忆训练，没事的时候还常常默写歌谱，这种自己对自己的魔鬼式训练，使他对吉他演奏歌曲烂熟于心。每天早晨或者傍晚，他当体育老师时的同事们总能听到美妙的吉他声，大家对他的这种执着感到不可思议。他很快成为一个出名的吉他演奏手。在上世纪90年代早中期，人们会在几家有名的歌厅里欣赏到他的演奏。吉他不仅仅是丰富了他的业余生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他的经济条件。当他几个月后骑着一辆豪华型的摩托在校园出没时，人们才知道吉他已然成为他的另一个饭碗。
喜欢同亲戚朋友聊天，喜欢和同事进行交流，这也是王常宁的学习方式。他的大舅舅是鼎城区检察院的一名老检察干部，为学习办案技巧，王常宁没少“骚扰”舅舅。提起当年一起交流的日子，他坚强的舅舅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不时用手背擦着眼泪。鼎城区纪委副书记梁润田和王常宁是初中到高中的同学，也是很好的朋友。两人聊天聊得最多。在王常宁住院期间，两人在医院的病房里一聊就是半天，两人多半是探讨办案的体会。市纪委的张爱国是王常宁工作上的搭档，也是生活中无所不谈的朋友。王常宁安葬的当天下午，张爱国一个人躲在办公室看了半天照片，他们一起去云南去海南的照片，边看边流泪。从不失眠的张爱国当夜失眠了，第二天起床一身虚汗。张爱国说：“我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
善良，重情义，人们都说他是一个难得的好人
王常宁1970年出生于鼎城区相对偏远的黄珠洲乡。父母亲都是苦出身。尤其是他父亲，十几岁为逃荒投亲从宁乡来到黄珠洲乡，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直到与王常宁的母亲结婚后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土砖房。善良而能干的父亲与同样善良的母亲养育了他们三兄弟，王常宁是老大。18岁那年就失去了父亲，那正是王常宁高中即将毕业的日子。后来靠大舅舅的资助，王常宁得以完成学业。
亲人们善良的传递，使这个农家出生的孩子从小就有着善良的品质。
他的大舅舅一直记得一个12岁的童声。那是1982年暑假的一天，舅舅带着王常宁去位于沅江南岸的武陵镇。那时没有桥，只有轮渡。过渡之后，看到一个拖板车的汉子赶着毛驴拖了一车的货物在爬坡，不知是坡陡还是毛驴的力气有限，板车在坡中间打滑。王常宁说：“舅舅，那个人好造孽呢，我们去帮一哈不。”舅甥二人一起帮忙，终于帮那个板车夫把板车推上了坡。看到那头毛驴趔趄的样子，王常宁说：“舅舅，这个毛驴好造孽呢。”走了大约一里路的样子，他又重复道：“舅舅，那个毛驴好造孽呢。”舅舅听到这孩子老是说毛驴，有点发火了：“走你的路，你不晓得你也造孽啊。”如今回忆这个画面，舅舅抑制不住老泪纵横。“我的好外甥，他从小就这么善良。”
从小对一头卖苦力的毛驴都心怀悲悯的孩子，其善良重情的天性势必在人生的成熟期有着更加精微的表达。
他父亲去世早，他从读高中的时候就悄悄立下了誓言，要靠自己的努力，把父亲留下的重担挑起来。
考学时选了可以节约学费的师专。大学期间到处找事干，整个大学期间，除了初期靠舅舅资助外，大部分学费靠自己当小工背谷包什么的赚来。
参加工作后，更是一门心思想为母亲减轻负担。他之所以学吉他，其实就是这个考虑。
后来条件好了，对亲人的帮助更是尽心尽力。大弟弟读书少，走过一段弯路，后来在他的教育下步入正途做生意，他用自己的房屋作抵押，为弟弟贷款15万元！
小舅舅做点小生意，一直不顺当。他和在广州做物流生意的同学联系，给小舅舅谋了一个小货栈的经理职位，谁知小舅舅经营不善，亏了五六万元。他给同学说好话，债务由他来还……大凡亲戚朋友谁家经济上为了难，他都会视情况给予帮助。他自己却常常舍不得添新衣服。有时候妻子给他买一两件品牌衣服，他还责怪妻子。
尊老爱幼，是他非常让人念叨的地方。妻子的奶奶年届八旬。他只要有时间，常常与妻女一同去看望，陪老太太说说话。他自己的外婆，从参加工作后，过年过节只要有空，肯定要去问安，一直到外婆去世。岳父家里，大事小事都喜欢和他商量。那年岳父因病住院，他对岳父说：“我就你这么个爸爸，你要活得好好的。”岳父住院期间，一有空就往医院跑。弄得与他岳父同病房的病人说：“老人家，您的儿子真的好哇。”岳父骄傲地说：“是女婿，和儿子一样。”表哥吴大荣的女儿那年在成都治病，王常宁甚至和表哥一同乘飞机去看望。吴大荣回忆及此，泪花直落：“这么实在的人，真的少有呢。”
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他一个也没有忘记。回到老家，总会找时间去看望当年的老师。在同一城市的大学老师，他经常去看看，和老师们一道聊聊天，接老师们喝点小酒。
汶川地震发生后，按要求捐２００元就行了，他捐了１０００元。有人不解地问他，他说：“造孽呢，我从小造孽，知道这个时候的感受。”
王常宁，就是这样一个热心肠的人。他对人生有着深刻而朴实的理解。“不一定要得到成功，但是要追求成功！”“奉献不一定要得到什么，但是一定要对社会有所奉献。否则一个人还有什么真正的人生意义呢？”
对于一个如此通达地理解人生的人，我们还要说什么呢？
